工作机会和居住成本的空间失衡，让职住分离成为大城市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生活模式。一份权威报告显示，去年，全国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口超1400万，32个城市的极端通勤比重在增加。其中，青年群体有近600万，占比超过40％。
单程5公里以内的通勤，又称“幸福通勤”。在超大、特大城市中，深圳的“幸福通勤”的比重为58%，系最高水平。其次是杭州54%、郑州51%、天津51%、广州50%；北京占比最低，仅为37%。
最新研究报告显示，目前我国至少有1400万人正忍受着“极端通勤”。
每天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，是很多职场人的无奈之举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即便是朝九晚五、工作强度较低的工作，难以实现的“通勤自由”也会引发焦虑。大多数人认为，有能力在公司附近居住，以此来缩短通勤时间，换取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即为“通勤自由”。
“舟车劳顿”是全球通勤族面临的共同难题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通勤族在上班路上需要花费多长时间。据统计，韩国通勤族每天早上上班平均需要花费53分钟；日本东京通勤族上班单程的平均时间是58分钟。而据《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》显示，在中国，有超过1400万人单程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，这种现象也被称为“极端通勤”。另有研究显示，5公里内的通勤距离是“幸福通勤”的最大阈值，但很显然，能够达到理想通勤距离的人数较少。
其实，通勤困扰人类早已有之。1994年，意大利物理学家塞萨尔马尔凯蒂描述了一个被称为“马尔凯蒂常数”的想法，即人们愿意接受的单程通勤时间（从家到工作地点）大约是半个小时。而时至今日，人们对于通勤的忍耐和接受程度正在超出马尔凯蒂的想象。
最近一项研究发现，2021年日本人工作日的通勤和上学路途时间平均为38分钟，比2016年的上次调查缩短3分钟。这3分钟的含义可以这么理解：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，人们体验过居家办公的便利后，缩短通勤时间的意识正在增强。而节省下来的通勤时间，大多数人选择继续投身于工作。
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4月发布的一部白皮书中，首次公布中国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.1%，比十年前增加15.3个百分点，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.2个百分点。
6月，全国首批“青年发展型”城市试点名单公布。全国试点城市（含直辖市的市辖区）有45个，包括一线城市，成都、杭州、长沙、海口等省会城市以及东莞等热点三四线城市。报告称，在城市通勤人口中，35岁以下的青年“打工人”的通勤更需要关注。
报告显示，在北、上、广、深、成、杭6个受到青年关注的城市，近80%的青年就业集中在15公里以内的城市就业中心，但受到居住成本与社区环境影响，65%的青年人群居住在城市中心15公里以外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现象：越是发达的城市，职场人的通勤时间就越长，原因很明显：高昂的房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因为房价高才被迫成为通勤族的，道路规划与公共交通建设的不足、城市本身巨大体量带来的挑战等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。
众所周知，通勤时间长会影响睡眠质量、降低幸福感、减少社交活动。除此之外，还增加抑郁的风险、提高离婚率、影响子女数量等。一项日本研究发现，生活在城市的夫妻，配偶的通勤时间每增加十分钟，二孩的出生数量就会下降4%。
归根结底，人们失去“通勤自由”后，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得少之又少，再加上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情绪，生活与工作难以平衡。再者，随着自由支配的时间减少，人们也会忽视陪伴父母、伴侣和朋友，对亲密关系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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